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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借腹生子的中国客:3000中国夫妻扎堆乌克兰医院求"代妈"

2020-09-10 来源:北青深一度     编辑:襄阳

原标题:跨境借腹生子的中国客|深度报道

海外借腹生子的中国客:3000中国夫妻扎堆乌克兰医院求“代妈”庄玉磊与客户孩子的合影

在哈萨克斯坦、乌克兰、格鲁吉亚,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出现在当地的妇产生殖医院中,他们不远万里,来此“借腹生子”。

位于乌克兰基辅的生殖医院彼奥医院,最近几年已从代孕业务中盈利数千万欧元,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客户的“贡献”。一家广州代孕中介的负责人向深一度记者确认,自07年以来,经他参与运作,已有超过一千名代孕宝宝在海外降生,他所接触的远赴海外代孕客户近年几乎在成倍增长。

失独的父母、无法自然受孕的年轻夫妻、无暇怀孕的企业高管......海外求子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当地林立的中文代孕广告、全程的汉语陪同服务,更让他们安心的是,在这些国家代孕均属合法。

面对海外代孕无法回避的现状,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,各方专家的观点并不一致。有人担心,放开代孕行为会让女性生育与利益挂钩,对人性伦理产生冲击;有人认为,面对激增的代孕需求,不如因势利导加强立法规范,以此抵消“地下行为”带来的隐患。

海外借腹生子的中国客:3000中国夫妻扎堆乌克兰医院求“代妈”在乌克兰基辅出生的数十名海外代孕婴儿 |路透社

生在哈萨克斯坦
 

李菁的儿子快两岁了,长得很壮实。孩子平时由奶奶带着,但是每当李菁回家,他都会在门口等着妈妈。李菁很欣慰,“长得很像我,也很粘我。”

唯一让李菁遗憾的是,初为人母的她错过了怀胎与分娩的过程。儿子的一半基因来自李菁,但孕育他的是一名29岁哈萨克斯坦女性的子宫。

2018年11月底,哈萨克斯坦一妇产科医院门口,李菁见到了自己刚刚降生三天的孩子。宝宝很健康,生下来6斤6两,但李菁抱着动都不敢动,“他像小猫一样,皮肤粉粉的,一直在睡。”李菁的丈夫在旁边看着母子俩,没忍住,红了眼眶。

在孩子刚刚降临时,29岁的哈萨克斯坦“代妈”就签署协议放弃了抚养权。之后,李菁夫妇带着孩子进行了亲子鉴定,并以此作为血缘凭证为孩子办好了回国手续。在国内,他们在出入境管理部门填写《在国外出生子女申报户口通知单》等一系列手续,最终在派出所为孩子落户。

在2018年,李菁的儿子是广州代孕中介“精因宝贝”运作产下的第100个代孕宝宝。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庄玉磊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分子生物学专业,从业13年来,他带领几十人的团队经手了数千个代孕宝宝的降生。

精因宝贝的海外代孕项目价格在48万到58万之间,其间实际价格主要由客户是否需要选择性别决定。据庄玉磊介绍,他们是国内最早提供孕前基因筛查的机构,他们代孕的成功率保持在80%以上。其中有一半客户希望选择孩子的性别,尤以选择男孩的居多。

李菁夫妇签下的是48万元的“基础款”协议,其中包括两年内两次促排、无限次移植、胚胎染色体筛查、冷冻胚胎一年,以及代母的佣金、生活费和生产费用。在协议落笔之后,一个历时11个月的“借腹生子”过程就会开始。

海外借腹生子的中国客:3000中国夫妻扎堆乌克兰医院求“代妈”

乌克兰街头的代母招聘广告上面写着“代孕母亲可至多获得54万元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(约合13万人民币)

基辅的中文广告

2018年2月,李菁夫妇抵达阿拉木图市,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,包括司机、翻译和生活助理在内的三名精因宝贝当地工作人员,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

第二天,李菁夫妇来到了精因宝贝在当地的合作方IRM生殖医院,“是一栋4层楼,有点像国内妇幼保健院的风格。”李菁在这里做了血常规、尿常规、B超、肝功能等一系列检查后,在第三天开始打促排针。

促排针的形状有些像旋转式眉笔,每次在肚皮上完成注射后,李菁都感到肚胀,身体也会有些水肿。在连续12天的注射之后,李菁坐上妇科检查床开始取卵。

医生一次性取出16个卵泡,其中有15个质量达标。同一天,丈夫也完成了取精。15个卵泡进行配对,最后养成了8个胚胎,其中四五个状态良好。

在离开哈萨克斯坦之前,李菁夫妇和代妈见了面,那是个30岁出头的中年女人,有两个孩子,看上去善良忠厚。双方在公证处签了三方协议,合同是医院提供的,明确了代孕过程中各方的权责。李菁记得,合同中特别要求,代母需要在怀孕期间尽量保证胎儿的健康。

第一次移植并不成功,医生说代母子宫有问题。

精因宝贝又给李菁发来第二位代妈的照片和个人简介,“第二个长的很漂亮,穿着很优雅,29岁,在电信公司做客服。”每次这位代妈去医院做检查都会发来照片,3月20号左右,第二次植入两周后,代妈测出怀孕成功,“又过了两周,就听到胎心了。”李菁回忆。

随着一张张B超传回,宝宝一点点在代妈的肚子里长大,五个月的时候,代妈辞职在家养胎。又过了4个月,李菁夫妇见到了自己的孩子。

不止哈萨克斯坦,类似李菁夫妇这样“借腹生子”的中国客户,遍布中亚及东欧的多个国家。

在乌克兰首都基辅,生殖医院里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。“中国人和中国人抢,一些中介就在医院门口蹲着,看到中国人就上去搭话,抢客户,包括一些中国留学生,也做这种中介服务。”庄玉磊说,近年来媒体的报道“炒热”了乌克兰代孕,市场极度饱和,代母资源却增长缓慢,“很多客户等半年也匹配不上代母。”

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,38岁的韩明毅来基辅尝试代孕。在地铁的广告墙上,他看到各式各样招聘代母、卵妹的广告,走在街上,四处可见的生殖医院立着巨幅广告牌,用中、英、俄三种语言介绍。几番考察,韩明毅最终选择了一家专做中国人“生意”的彼奥(Biotexcom)医院,“到了那里,中介就不需要服务了,医院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是当地人,但汉语都很好。”

范高也去了彼奥医院,他觉得没必要找中介,在当地找了个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,“给了两万元人民币,他从机场接我,帮我租房,在医院也全程陪同翻译。”范高相信,这位留学生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地陪经历,“他很熟练,对医院很熟悉。”

海外借腹生子的中国客:3000中国夫妻扎堆乌克兰医院求“代妈”哈萨克斯坦一名代母在丈夫的陪同下签署代孕协议

成倍的需求增长

如果可以选择,李菁也想亲身经历从怀胎到分娩的痛苦与幸福。

从年少时,李菁就没有过生理期,她起初以为自己只是晚熟,直到20岁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有“始基子宫”。这是一种先天性妇科生理缺陷,患者子宫体极小,无法自然生育。

这让李菁的感情生活接连受挫,“一开始他们都说没关系,但后来就慢慢疏远我了,挺伤人的。”在遇到丈夫之前,李菁有过两段恋爱经历,都在坦白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不了了之。

这让李菁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“残疾人”。25岁那年,李菁与丈夫结识,她本以为丈夫会和前面两任一样,直到后来她接到准婆婆打来的电话。

孩子接回国那天,李菁的家人办了一个欢迎仪式,叫来了一众亲朋好友。“婆婆特别高兴,抱着孩子嘴都合不拢,都不让我碰。”

根据2016年中国人口协会、国家计生委发布的《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》,我国平均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遭遇生育困境,不孕不育人群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1%~2%上升至今天的12.5%-15%,30年增长了10倍。研究生命法学的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长秋认为,中国有代孕需求的人群可能达到上百万人。

从2007年到现在,在庄玉磊的服务下已经有一千多个代孕宝宝在海外出生,近几年随着客户数量翻倍增长,庄玉磊也从最开始的单打独斗慢慢发展成六七十人的团队。“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,能接受代孕价格的人也多了。放在以前,女的不能生,这个家可能就散了。”

《法治日报》的一篇报道指出,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全国的代孕中介已达400多家,大多属于“地下交易”。这是因为代孕行业仍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。

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3条规定: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,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。”其禁止的行为主体为“医疗机构”和“医务人员”。2001年之后陆续出台的几项细则、原则,未对普通自然人实施的代孕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提出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》中规定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,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。”此款规定正式将普通自然人的代孕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,但是在2015年12月25日正式颁布的《关于修改的决定》中,该款被删除,且没有对此进行解释。

据一名业内人士透露,国内的代孕业务一般是不会用公司的名义与客户签协议,而是老板以个人名义去担保,“就算用公司签协议也是无效的,因为这块法律的空缺,任何协议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。”

庄玉磊透露,最近广州就有几家代孕机构“被查”,其中包括一家名叫“彩虹宝贝”的机构。据媒体报道,该机构因向男同群体提供代孕服务,被指涉嫌违法,并已暂停相关业务。

精因宝贝的注册公司名叫普华优康(广州)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,其官网介绍,创立初衷是以发挥全球优势医疗资源服务中国客户,让中国人可以享受到全世界最优质的医疗服务。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:医药咨询服务(不涉及医疗诊断、治疗及康复服务);健康管理咨询服务等。

据媒体报道,2017年,一名在某企业任高管的女性因海外代孕失败,与深圳某代孕中介结构对簿公堂。最终法院认定,双方签订的合同,因违反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而无效。中介一方超过其经营范围,违法从事跨境代孕中介服务,对涉案合同的无效存在重大过错。同时,原告明知签订的合同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,依旧自愿签订合同,亦存在过错。

海外借腹生子的中国客:3000中国夫妻扎堆乌克兰医院求“代妈”哈萨克斯坦IRM生殖医院的医生给中国病患介绍手术事宜

三千对中国夫妻
 

“合法”,这是李菁选择去哈萨克斯坦做代孕的首要原因。

根据哈萨克斯坦《婚姻和家庭法》,代孕双方需签署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,包括代孕母亲的报酬等内容。同时对代孕母亲的资质也提出了要求,其年龄必须在20至35岁之间,身体、精神和生殖健康均良好,并已孕有至少一个健康的孩子。

在全球范围,代孕已逐渐被很多国家和地区接受。在英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一些欧亚国家,以及美国的多个州,代孕都是合法行为。为了规避风险,国内众多代孕机构也将业务的重心移至海外。

由于有亲戚在美国,庄玉磊的海外代孕生意是从美国开始的,“费用大概一百多万人民币,孩子可以取得美国国籍。”但由于价位太高,美国入籍规定不断缩紧,庄玉磊没有接到太多客户。相较之下,哈萨克斯坦、乌克兰等国家的优势更加明显,他们距中国的航程较短,签证程序简单,因而成了很多中国人海外代孕的首选。

这其中,尤以乌克兰的代孕市场最为火热。据澳洲一家为准父母提供代孕建议的公益机构估计,在过去两年里,乌克兰的代孕市场增长了1000%。

在乌克兰,韩明毅选择的是当地起步较早的彼奥医院(Biotexcom)。据韩明毅介绍,这是乌克兰第一家推出包成功套餐概念的机构,为了打开中国市场,曾经以2.99到4.99万欧元不等的代孕包成功套餐,以及给中国中介的丰厚返利,吸引了大批中国客户。

韩明毅签下的是4.99万欧元包生男孩儿的代孕合同。据他介绍,中国中介能从中分得8000欧元。外媒数据显示,目前彼奥医院占据了乌克兰代孕70%的市场份额,并在最近几年里获利超过3000万欧元。

根据媒体7月24日报道,乌克兰彼奥医院负责人阿尔伯特·托奇洛夫斯基(Albert Tochilovsky)称,乌克兰没有统计代孕的数据,但来自境外的代孕客户数量,乌克兰可能领先于世界,仅他的机构就有500名婴儿即将降生。

来到彼奥医院,却被韩明毅认为是自己做出的最坏选择。

尝试代孕至今,韩明毅已经前后花了3年时间,移植了5次胚胎,换了数位代妈,直到现在还没抱到孩子,“第一次没怀上,第二次怀上就流产了,第三次怀了双胞胎,到三个月又流产了,第四次移植失败,现在是第五次了。”医院或者中介从不向韩明毅解释流产的具体原因,只告诉他是自然流产。

韩明毅说,彼奥医院也存在很多问题:代孕订单过多,代妈数量太少,管理不规范,技术不成熟。“我还不是最惨的,有一个50多岁的大哥,当时和我一起签的合同,为了二胎要儿子,也是4次失败,现在第5次还没开始。”

“彼奥有点像国内的莆田系医院,”韩明毅说,“走纯商业化量产路线,怎么赚钱怎么来,忽略了医疗本质。”彼奥从2015年初开展中国区业务,迄今已经为近三千对中国夫妻提供了代孕服务,可也有不少负面新闻出现,失败率很高。

因为韩明毅妻子卵巢有问题,所以代孕的同时必需代卵,在和彼奥签署协议的时候,他选择的5个卵妹都是本科以上学历、个子较高的乌克兰女孩。但最后一次移植的时候,韩明毅发现,匹配的并不是之前选择的五位之一,“个子1米59,外貌也不太满意。”

同在彼奥医院代孕,虽然最后顺利抱到了孩子,但范高也曾为代母的问题担心。他曾去代母住的地方看过一次,居住地是一栋破旧的公寓楼,他们到时正好赶上停电。“我们运气比较好,代母算比较老实的,很多乌克兰人很开放,有时候怀了孕还会去跳舞、喝酒、蹦迪,”范高有考虑继续代孕生二胎,但乌克兰已不再是他的首选。

在乌克兰市场极度饱和的情况下,一些更小众的合法代孕国开始进入市场,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是庄玉磊目前主推的两个国家。“哈萨克斯坦人长得更像亚洲人,黑发黑眼的很多,很多需要代卵的客户总是提出要亚裔的卵子。”

东欧国家的商业代孕多限于有生殖障碍的男女夫妻,在与生殖医院签署协议时必须出具有效结婚证。格鲁吉亚则是极少数几个不需要结婚证就可以代孕的国家之一,在一些特殊性取向的群体中,格鲁吉亚成为最佳选择。从2018年夏至今,与精因宝贝签署前往格鲁吉亚进行代孕的客户超过100人。

对代孕立法规范

8月末的一天,庄玉磊正在会议室见客户,员工悄悄说他已聊了好几个小时,根据以往的经验,老板聊得越久,成功概率越大。

这次的客户和李菁一样,患有“始基子宫”,庄玉磊向他们推荐了哈萨克斯坦的代孕项目。他出来时一脸笑容,“几乎每天都会有客户上门,很多都是从外地坐飞机专门过来咨询的。”

协议轮到庄玉磊来谈,一般已经进入到最后决定阶段。线上的咨询量更大,一名员工透露,每天通过精因宝贝网页客服、微信等各种渠道来了解代孕的客户都会有四五人,其中过半数会发展到面谈阶段。“我正身处一个快速上升的行业中。”这名刚毕业不久的员工说。

庄玉磊很忙,他的微信号里有三四千人,“所有客户都要一对一聊。”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非常谨慎,不愿意自己做代孕的事被人知晓,“有些客户专门用一个手机号、一个微信号来联络我们,等抱到孩子之后,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”只有很小一部分客户最终和庄玉磊成为了朋友,有时还会把孩子成长的照片发给他看。

从业13年,庄玉磊见过各种各样的客户,有失独的父母,有隐瞒女儿生理缺陷的岳母,有没空怀孕的企业女高管,更多的是普通而坚定相守的年轻夫妇,“能来我这里的,都是感情非常好的,做代孕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”

一名27岁乌克兰代母已经孕育韩明毅的儿子7个月了,他找途径加上了代母的联系方式,有时用翻译软件互相交流孩子的情况,他告诉代母,将来会带孩子回乌克兰看她,“至少这孩子有权知道,自己除了有一对中国黑发的父母,在异国还有另外一位母亲。”

在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长秋看来,当下代孕仍然面临着许多争议,这涉及让本没有必然生育义务的妇女承担义务,“除此之外还有伦理争议,孩子将来出生后,他的父母应该怎么去认定?”

刘长秋认为,虽然中国代孕市场需求旺盛,但代孕合法化仍将是非常艰难的一步,“这跟器官和血液捐献不一样,因为代母被交付的是一个生命,一个宝宝在代妈肚子孕育这么久,会产生感情,甚至亲情,这一点我们从伦理上和情感上都没法解决。”

在他的观察中,代孕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势在收紧。刘长秋介绍,像印度、尼泊尔、泰国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,这两年正在收紧代孕政策,有的完全禁止代孕,有的禁止商业性代孕。

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则认为,应该通过立法来规范国内的代孕行为,“代孕黑市是确实存在的,一旦禁止就会形成黑市。”在黑市已经形成,需求却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情况下,王岳认为应该顺应需求,立法规范,“可以通过修订母婴保健法,去解决人工辅助生殖的一系列问题。”

(因受访人要求,文中李菁、韩明毅、范高为化名)

记者/颜星悦 实习记者/周雪怡 

编辑/刘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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